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在革命生涯中,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襟怀坦荡,被誉为“厚道人”,又被称为“福帅”。《尚书》云“诗言志,歌咏言”,留下的诗歌充满着革命、爱国、奋斗的气概,言的是坚决革命的斗志、热血报国的意志和奋力拼搏的壮志。
1899年,出生于重庆江津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幼年家境衰落,生活艰辛,从小养成了勤奋的品行和坚定的意志。读小学后,更是发愤学习,他在课桌刻上“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诗句自勉,还经常读书到深夜,因而成绩优异。1917年,考入江津中学,逐渐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在接受《天演论》《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影响的同时,也常吟诵古诗。1918年端午节,与同学一边观看划龙舟,一边吟诵屈原《离骚》中诗句:“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寄托了对屈原的怀念与敬意,还提出了“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立功名”的远大志向。
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斗争。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这封家书标志着思想上的重大转变,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救中国,他已经把通过革命救同胞出水火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1923年加入中国。1924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2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同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并领导了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成为中国人民的缔造者之一。
1978年,写了《八一兴怀》二首,此诗还在建军五十一周年首都军民联欢晚会上朗诵。其一曰:“江汉惊涛咒右机,南昌斩拔蒋家旗。五十一年怀旧事,千秋定国赖戎衣。英明领袖三军勇,革命人民斗志齐。今朝同庆建军节,喜待健儿射熊罴。”首联描述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惊涛骇浪,人在南昌打响奋起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从而走上了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道路;颔联回顾建军五十一年的光辉历程,指出人民军队是安邦定国的坚强柱石,是祖国安定千秋大业的可靠保证;颈联和尾联赞扬了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高昂的革命斗志齐心协力、再创辉煌,表达了对人民子弟兵建立新功的殷切期待。
长征途中,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1935年,和率先头部队来到大渡河畔安顺场,这里水急山陡,敌人严密布防,红军只找到一条船,组织17勇士强渡大渡河,但由于水深流急无法架桥,大部队短时间不能渡河。在此做了两路夹击的部署,和率右纵队继续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大部主力组成左纵队从河西岸北上,奔袭泸定桥,两路相互支援、夹河而上,两天赶完340里路程。在右纵队的策应下,左纵队的22名勇士奇绝惊险地飞夺泸定桥,红军得以安然渡过大渡河天险,粉碎了蒋介石的企图,中国革命再次转危为安。时隔40多年后,作为强渡大渡河的指挥者之一,先后两次为四川安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题词:“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一举强渡胜,三军大步前。”两首诗短小精悍、语言凝练,而又形象生动、气势磅礴,既描绘了当年红军抢渡天险的英勇战斗场面,又高度赞扬了飞夺泸定桥的不畏牺牲精神,充分肯定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重大历史意义,展现了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顽强斗志。
七七事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这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士气。
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忆峥嵘岁月,写下《忆平型关大捷》:“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前四句采用虚实结合、夹叙夹议的写法,后四句对此役给予评价和回顾,展现了八路军将士杀敌报国的爱国意志。首联叙述为平型关战役做准备的情形,一个“敢”字充分体现了八路军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不畏的抗战决心;颔联描绘了平型关战役的战斗过程,战士们以誓死报国的信念,顽强不屈的抗敌爱国意志,冒雨战寒、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战斗环境的恶劣与战士们斗志旺盛,形成了鲜明对比;颈联高度评价了平型关大捷的历史意义,这是我军“东渡黄河”以来的“第一战”,“威扫敌倭”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还写进了《八路军军歌》,平型关大捷永远“青史流芳”;尾联抚今追昔,抒发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不朽革命情怀。
是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卓越领导人,长期主管科学技术工作和尖端武器研制工作。指导组建研究机构、组织研究队伍、建立试验基地,参与制定和实施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总结了《科学工作十四条》,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们国家科技事业、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一直关心支持科学技术事业的赋诗《攀高峰争朝夕》祝贺大会召开:“华旸出谷天下明,阴霾一扫九洲通。昂首赶超新距差,顿足狠批四帮凶。廿余沧桑足堪训,奋起攻关新长征。且喜《沁园春》意好,今朝更待《满江红》。”7月,还为《北京科技报》创刊题词《报春》诗一首:“东风百花开,雨后春笋繁。九州本沃土,害除见丰年。近抓两千载,遥望珠峰巅。洛阳纸又贵,自当报人间。”这两首诗都热情讴歌了“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对全国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勇攻关,进行科技新长征,尽快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热切期待,表达了对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持鼓励和心系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雄心壮志。
1979年12月29日是的80寿辰,他自题联句“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上句展示元帅一生的气度和人格追求,要像松柏那样挺拔屹立、威武不屈,保持忠诚正直坚定的品格和为革命奋斗不息的气概;下句是对祖国发展的良好祝愿,表达了愿为祖国实现四化继续奋斗的雄心。1980年1月,又即兴写下四句诗:“八旬在广州,好似更年轻。行行重行行,长征复长征。”表达了自己愉悦畅快的心情和在新长征路上继续奋斗拼搏的豪情,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暮年壮志。
1992年5月14日,元帅在北京逝世,按照他生前遗愿和家属的意见,把骨灰一部分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部分安葬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展现了他心系航天、情系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凌云壮志。(吴耀明、王永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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