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潘玉文应该有四十来年了。缘由是1980年10月我认识了《保定日报》记者陈士福（我的新闻写作启蒙老师）。他是涿州西城坊村人，也是老三届涿县一中的学生。我也是涿县一中毕业，陈士福算是我的校友，更是学兄。
老三届的学生还有8天就要高考，“文革”开始了。这三届学生虽然来自保北八县，但“文革”后就都留在了涿州参加了工作，并大都在一些部门掌帅印
陈士福起初安排在磨床厂工作。只有一年时间凭着他写作的才华，又被调到涿县县委宣传部工作。因为他写作出色，1972年又被《保定日报》选中，调去当编辑记者。
陈士福在涿州有很多同学。每次从保定回来，他第一个见到的人是我。然后，他要采访谁，他要找谁办事我都一同前往。一来二去我认识了陈士福的很多同学，潘玉文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潘玉文是定兴人，可能是1947年出生。1963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河北“小宝塔”学校——涿县一中。上学时，潘玉文学习非常刻苦，而且门门功课在全年级名列前茅。能这样说，要是当年没闹“”，潘玉文考名牌大学那是板上钉钉的。
当年高考无望，潘玉文也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当中。究竟在“文革”期间他有什么突出表现，反正让他的才华更凸显出来。1970年社会逐步稳定，1971年潘玉文就出任涿县革委会政治处直政副组长，1973年出任向阳公社党委书记，1974年出任河北磨床厂党委书记。1976年“文革”结束，成为一名普通职员。
潘玉文1966年与大学失之交臂。1977年他通过考试，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涿州电大。一边工作一边上大学。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在理。潘玉文在上电大期间，仍然门门功课学得扎实，仍然门门功课没考必过，仍然在电大同学当中出类拔萃。三年电大他很快毕业，并取得了保定电大总成绩第一的佳绩，受到广大师生的交口称赞。
学业有成后，潘玉文的仕途一路高歌猛进，90年代初，先期出任城关镇副镇长，涿州市企业局局长，涿州市委秘书长，涿州市政协副主席。
可以这样说，潘玉文无论是上学，无论是工作，都非常敬业，都非常努力，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无论自己有多大权力，他都会谦虚谨慎，廉洁自律，行得端、走得正，从来都是为人谦和，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深受上级领导的赏识，更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如今，潘玉文已经离耄耋之年没多少日了。现在每每提起潘玉文，大家有口皆碑。
因为我的老师陈士福的引荐，我就认识了潘玉文。每当我采访见到潘玉文，他总是笑容可掬地首先跟我打招呼。虽然他当职时我没麻烦过他，但我们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有一年他的儿子结婚，找我给录的像。吃完酒席我就匆忙走了。后来潘玉文还让人给我捎来了一个大红包，并打电话告诉我，受这么大累，必须收下。当时他还是政协副主席，一位处级领导，如此对待一个电视台的普通小记者，可想而知潘玉文的为人处世多么讲究。
潘玉文家住金地家园，我们家住东关新村。我们两家只隔一堵墙。七八年前的每天早晨，潘玉文经常在华阳桥南侧遛弯健身。我也有时在华阳桥南侧转悠。可以说见面很多。每当见面，打招呼是必然的，有时天南地北还要侃上一会儿。近几年他到北京陪读，我们见面少多了。虽然见面少，但情感很深。潘玉文那种誓争一流的精神，那种为人处世的风范，始终在我的心中打下了坚实的烙印。
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潘玉文是我的学兄，是我的标杆，学习的楷模。学习潘玉人做事，一定会格局大，视野宽。
潘玉文是定兴人，1963年考取了河北“小宝塔”——涿县一中。涿州一中“老三届”的学生来自保北八县。后来大都留在涿州参加了工作并在一些部门任职，掌帅印的不少，潘玉文就是这里面之一。
潘玉文出任过涿县革委会政治处某部门副组长，1973年出任向阳公社党委书记，1974年出任河北磨床厂党委书记。上过电大，90年代初，出任城关镇副镇长，涿州市企业局局长，涿州市委秘书长，涿州市政协副主席。可以说在涿州当年的政界还算是有名号的。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潘玉文的口碑还是很好的。在职工作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无论自己有多大权力，他都会谦虚谨慎，廉洁自律，行得端、走得正，从来都是为人谦和，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深受上级领导的赏识，更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记者夸人的套路用在潘玉文这里，还是很贴切的。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潘玉文家住的金地家园，三清住的东关新村，我住的二康小区，一喊之地，距离很近。但我和潘玉文兄从来就没交集，有时甚至碰面彼此也不太熟悉，只是耳闻或熟悉名字。看来，过去都在忙各自的工作，交往甚少，老了后又各有爱好，交往机会也甚少。
人是群居的高级动物，人与人的交往有着必然的逻辑和需求。过去在农村，人与人和邻里家庭之间的交往很多，改开以后，尤其是商业小区的出现和各系统单位小区的划分，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日甚，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三清的《璀璨群星》是一项工程，是他有意识地做的事儿，是在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儿。涿州的文人墨客不少，做挖掘梳理与涿州有关的人不是很多。做历史人物研究的有，研究的也很深，但做有现实意义写当代人的不是很多，三清勇于探索，自发地做，认真地做，做的是人的事儿，很辛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值得去做。
我过去读过一本书，叫《冀中一日》，是由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用自己的笔写下在某一天的文字记录。不同的人都写在某一天发生在冀中的事儿，对我们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各色人等的经历，很有帮助。这无疑就是展现和记录的历史，《冀中一日》记录了冀中军民1941年5月27日这一天亲为、亲闻、亲见的事情，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
一位定兴人，在涿州工作生活了大半生，他的名字被打上涿州的烙印，正是千百个来涿州发展的外地人以及从涿州走出去的在外打拼的涿州人，构成了多彩的社会，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各自的奉献。《璀璨群星》出版后，会为咱们提供一本如实记载的、带有涿州地域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下里巴人文风的书，很值得期待。
张三清先生是记者，是无冕之王，工作需要他交游士林，而且他为人坦荡，善于结交朋友，故而，他与潘玉文这位处级干部多有交往，彼此了解是极其正常的了。
文章中写道：“潘玉文是定兴人，1963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河北“小宝塔”学校——涿县一中。上学时，潘玉文学习非常刻苦，而且门门功课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从定兴县考取涿县一中，学习刻苦，成绩名列前茅。单就这一点，就使我钦佩。
涿县一中，原河北省第一中学，那是人才的摇篮，在河北省举足轻重，在全国亦有盛名。考取涿县一中高中部，其难度不亚于当今考取重点大学。一群风华正茂，“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青年，必将成为国之栋梁。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这些思想活跃的热血青年，必然要激扬文字，并在“烈火”中得到淬炼。
文章写道：“1971年，潘玉文就出任涿县革委会政治处直政副组长，1973年出任向阳公社党委书记，1974年出任河北磨床厂党委书记。”松柏之志，经霜犹茂，潘玉文才逾弱冠就担此重任，难道不令人钦羡吗？当时我在一家二轻局所属工厂当学徒工，工业口组织的学习参观，厂领导经常派我参加，多次聆听潘书记的讲话、发言，他的大会发言，往往是压轴好戏。无论是讲话、发言，他的声音都具有穿透力，观点明确，论述严谨，具有鼓动性。潘书记的风采着实令我钦佩。
张三清写道：“90年代初，潘玉文先后出任城关镇副镇长，涿州市企业局局长，涿州市委秘书长，涿州市政协副主席。”1999年，我奉调涿州市教育局教育教学研究室工作，任副主任，经政协委员、特级语文教师兰亭先生举荐给时任政协副主席的潘玉文先生，经审查获准我成为政协委员，潘玉文成了我名副其实的领导，从此有了和潘主席近距离接触、交谈的机会，潘主席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廉洁奉公、雷厉风行，他为人、为官的品质作风令我钦佩。
潘玉文，从1963年来到涿州学习工作，至今已有60个年头，他把青春和智慧都献给了党，献给了涿州人民；他虽然退休了，但仍然关心着涿州的建设和发展，涿州人民不应该忘记他。
潘玉文是涿州人都很熟悉的名字；是啊，从他1963年来涿州上学，屈指算来，在涿州已生活工作了60余年，说他是“老涿州”，或者说涿州是他的第二故乡，一点都没有错。
“文革”结束后，他是首批进入涿县革委会的新鲜血液。1970年秋，县革委组建机关各科室，潘玉文被任命为县革委政治处直政组副组长（组长为支左军人），那时，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担任科局级干部的寥寥数人而已。至于说他文化和工作水平不敢说是超一流，起码是一流的。
新人带来的是朝气。正是有了这样一批新生力量，那时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和群众的认知度，是涿州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好时代；要知道，当时县委和政府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两个大院的工作人员仅仅才有100余人啊!
正是因为潘玉文德才兼备的出众，1972年，他即被派往距城20多里的向阳公社担任了一把手。1974年他又被任命为地区磨床厂的党委书记，挑起了一个地区直属处级单位的重担子。
正当潘玉文春风得意在行政的大道高歌猛进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难以预料的疾风暴雨骤然而至，且不要说初出茅庐的青年干部，就是历经风霜的老同志也被打得晕头转向。好在青年同志虽无经验，但他们没包袱，没有负担，大不了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回老家种地去。因此，他们在运动初期的表现大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然而，运动的发展，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有的人，就因为一句话，被生生地抛进了监狱，这样严酷的现实还能让人小觑吗？
好在潘玉文是幸运的。1977年初，他做为涿县6名被交流的干部之一到外县任职，远离了涿县这个是非之地，也算是逃过了一劫。
那时，疾风暴雨似的“揭批查”虽然结束了，但余波尚在，“除恶务尽”，深挖细找，绝不许有一个漏网之鱼逃之夭夭。作为当年涿县的名人，堂堂的一个青年干部的才俊，岂能让你平稳过关。就这样，一个地区大厂的党委书记回涿后，却长期得不到安排。
为此，潘玉文破天荒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放下架子，放下身段，和磨床厂的工人业余做起了“络丝”的小副业。
这第一件事，自然是为谋生而做，因为，就在此时，在职干部都涨了工资，还有少量的奖金。而“赋闲”待分配的却一无所有，为此“络络丝”“打打工”，挣点外快也算是“以收补欠”吧。再说，物质是基础，要上学深造，没有一定的经济后盾怎么行。
这第二件事，抓紧复习功课，待考电大。自己虽说是个老三届的高材生，但脱离学习10多年，基础再好，也需要打有准备之仗。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有了压力，反而有了动力。有谁能够想到，离校十多年之后，自己再次成了一名考生呢。历史啊，有时竟向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呢。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不得志的潘玉文，经过一年多的自强不息，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电大理工科专业，成了一名不脱产的大学生。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带着电大学习的丰硕成果，潘玉文再次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城关镇、企业局一直到市政府秘书长，一路春风，一身活力，一身正气的他，把蓄积了数十年的力量像火山一样地喷发出来，赢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潘玉文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以一帆风顺，不是命运的天赐，而实在是其“苦其心志”，发奋而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