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园里，终日辛劳的奴隶异化为一双双不敢停歇的手，在棉铃与棉杆之间翻飞，才撑起了跨越大洲与海洋的棉花帝国。
19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广袤肥沃的土地上，白色棉花与黑皮肤奴隶在种植园里形成鲜明反差，他们之间的制约与互动交汇成了半部美国史，也堪称打开南北战争之谜的钥匙。
在华盛顿勾画的蓝图里，棉花已有一席之地。他相信，这种新原料的增长，必然为美国繁荣带来几乎无限大的影响。必须得说，华盛顿目光如炬，彼时相比西印度群岛、奥斯曼帝国与印度，美国的棉花尚无竞争力可言。
立国之初，美国人发现，西印度是一个绝佳范例。在那里的英法殖民地，棉花强势崛起，成为大宗出口商品。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以及源源不断的黑人奴隶构成了大种植园的根基。
这些生产要素，可以在美国南方得到完美复制。自18世纪末，伴随加勒比海岛棉的引种和惠特尼轧棉机的发明，棉花逐渐占领了南卡罗来纳、佐治亚、阿拉巴马和路易斯安那诸州。
以往经验表明，棉花种植对土地肥力消耗惊人，故而种植园依赖“永无止境的空间扩张”。新生的美国，恰好能满足棉花产业的扩张需求。
1803年，借着英法冲突与海地革命的东风，杰斐逊从拿破仑手里买下了整个路易斯安那，让领土面积翻倍。
1822年，昆西·亚当斯与安德鲁·杰克逊软硬兼施，又从西班牙手中赚来了佛罗里达。美洲印第安人无疑是第一批受害者：联邦军队半骗半抢，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将奇克索人、乔克托人和塞尔米诺人先后驱逐出祖居之地，为棉花种植线的推进扫清障碍。
早期的种植园里，黑奴只是配角，移植自英国传统的白人契约奴才是劳动主力。他们为换取跨洋旅费和在殖民地立足的机会，以一纸合约出卖了自己。
独立前的100年里，价格低、身强体壮的黑奴涌入北美殖民地，才逐渐取代了在弗吉尼亚与马里兰的烟草种植园中的白人契约奴。
棉花击败烟草的时代，也是黑奴贸易膨胀的时代。正如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的统计，1783到1808年，美国总共购买了17万奴隶。到了1830年，大小棉花种植园已拥有百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奴隶。
那么，是棉花加速了奴隶制在美国南方扎根吗？某一些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棉花种植是一种劳动力密集产业，为口粮奔波的自由农民没办法提供与之匹配的高强度耕作，唯有人身受限的奴隶能被任意驱使。
棉花种植园主眼里，黑奴不止是性价比颇高的劳动力，还是一笔流动的资产。他们具有投资价值，以新奥尔良为例，1800年一名成年男隶售价500美元，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奴隶价格高达1800美元。他们还是信贷的抵押品，可为主人换回扩大种植园规模所需的资金。
棉花与黑奴的结合，有着非常大的生产潜力。斯文·贝克特指出，到了1850年，英国的消费棉花有72%进口自美国，南北战争前夕这一数字上升为80%，足以左右舆论。
废奴思潮席卷世界的19世纪中叶，《欧洲时报》依然警告道，如果解放奴隶，棉布价格会翻倍，给英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对在棉花帝国大发横财的人来说，这个产业的暴力结束可能会是一场噩梦。
欧洲人的忧虑增强了奴隶主的信心。南北战争之前的三大妥协案，都或多或少与棉花种植园和奴隶制的扩张有关。
1858年，弗吉尼亚参议员詹姆斯·亨利·哈蒙德更是抛出著名的“棉花为王”论调，吹嘘说，一旦南北开战，不需要放出一颗炮弹，也不需要拔出刀剑，只消切断棉花供应，英国就会动员整个文明世界来拯救南方。当年政界还流传一个生动说法：一根小小棉线，小孩子都可以弄断它，它却能够绞死世界。
然而，南方以棉花制衡世界的美梦没能做太久。南北战争爆发后，邦联总统杰佛逊·戴维斯坚信“棉花为王”，打出“棉花外交”的王牌，期待英法加以干预，却未能如愿。
南方遭遇封锁，一度让英国纺织业陷入巨大困境，失业率飙升，但埃及与印度棉花的增产勉强填补了部分缺口。燃眉之急已解，英国态度逐渐暧昧，趋向于隔岸观火，坐看南北两败俱伤。
法国的拿破仑三世觊觎美洲日久，设想以贷款和军火资助南方，但重镇新奥尔良的失守让他坐收渔利的愿望迅速落空。棉花未能拯救南方，但它的确曾为南方编织了一个美梦。
历史学家埃拉·伯林有过经典论断：尽管奴隶制在起源上是由暴力强制并依靠暴力维持的，内容却是协商形成的。
诚然，奴隶制的血腥残暴无可辩驳，但在实际运转中，种植园主、监工、黑奴三者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监工多为白人，他的角色尤为复杂，既要为棉花种植生产工序的效率负责，又要听令于雇主。
譬如，一座阿拉巴马州黑人带的种植园的管理条例，就详细规定了监工的禁区：一个合格监工，不可暴饮暴食，不可酗酒，不可滥发，所有的惩罚应皆为规范仁慈的纪律，而不可为私人恩怨。
即便执行鞭刑，也不得使用牛皮鞭与树条。诸如此等条例，在南方并不鲜见。虽然落实力度难以调查，但中小种植园主对奴隶的爱惜毋庸置疑，毕竟那是他们手头为数不多的资财。
欧亚移民进入南方后，一些种植园主将雨天劳作、河上运输、开垦荒地等危险工序一股脑外包给了贫苦的爱尔兰人，生怕自家奴隶减员。对行径残暴的监工，黑奴也不会任凭，他们以消极怠工为武器表达抗议，或者派一名经验比较丰富的代表向主人反馈，监工被奴隶扳倒的案例时有发生。
在大种植园里，单凭监工无法维系纪律，黑人工头应运而生。工头也是奴隶的一员，整日劳作，身先士卒。天刚蒙蒙亮，工头就要率先起身，吹响号角或摇响铃铛，唤醒睡梦里的同伴。
黑奴们匆匆吃过厨师准备的早餐，工头则要检查小木屋内外，确保并无遗漏后领着队伍来到田间。辛苦的劳动里，黑人工头扮演“打头阵”的角色，监工们心知肚明，工头的采棉速度决定了所有人的工作效率。他们会提拔最为卖力的黑奴来当工头，以加快工作节奏。
每一垄棉田长约500米，其间排满了手持长麻布袋的男女老少。最繁忙的采棉时节，种植园的奴隶都要投身一线劳动。骑在马上的监工，居高临下观察着众人，一旦有人明显落后，就要甩上几鞭子。
大汗淋漓的黑奴弯下腰，一手拨开棉荚上的叶子，一手将棉花纤维扯下。这是个技术活，光靠蛮力没法成为采棉能手，因而在一些种植园里，动作娴熟的女奴更受青睐。
不过，女奴的体力很难撑满一天的强度，从黎明到傍晚，奴隶们如行尸走肉般在田间挪动。为了赶进度，秉烛夜战的情形也屡见不鲜。
劳作结束，工头们要把每个人的布袋或篮子过秤，不能达成配额的人，难逃鞭子的惩罚。此后，还需要一些人手把棉花打湿扎捆，运送到河边驳船上，奴隶们的血汗成果才能销往欧洲。
种植园里充满着精细计算与经验交流，南方的种植园主凑在一起，话题往往只有“棉花、棉花、棉花”。他们发现，棉花产业的瓶颈在于采摘，这一最耗劳力的工序一旦迟滞，就会影响下一茬播种。
于是，他们与监工设计了一套严密的配额算法，根据每个奴隶的过往效率定下采棉重量，最大限度地压榨每名黑奴的潜力。每隔一段时间，监工还会调整配额数字，以匹配奴隶在熟练程度上的进步。
在《被掩盖的原罪》里，爱德华·巴普蒂斯特算出，1800到1860年，美国西南产棉区的采棉手工作效率提高了400%，同一时段美国产棉量增长了130倍。
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不停地争论，棉田里的奴隶与自由劳工，谁更高效？我们很难一概而论，巴普蒂斯特举了南卡罗来纳海岛的例子：1861年联邦军队攻占海岛，将土地承包给北方企业家。
在北方舆论场里，自由劳工必然比奴隶更加勤勉。孰料，到了采棉季节，受雇的黑人劳工低效懈怠，让一半棉花烂在了地里。北方人被迫拿出“软鞭子”，扬言扣掉工资、剥夺自由身份，也没能挽回多少损失。
当然，奴隶制在经济上的高效不足以弥补道德上的坍塌。种植园里，终日辛劳的奴隶异化为一双双不敢停歇的手，在棉铃与棉杆之间翻飞，才撑起了跨越大洲与海洋的棉花帝国。
南北战争促成了奴隶制在美国的瓦解，然而，就连林肯对解放黑奴亦是忧心忡忡。战火点燃前，他与黑人领袖没多少交流，甚至一度动了让黑人移居海外的念头。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之后，林肯授权两位华尔街经纪人做了一项移民实验，将超过450个黑人送往海地附近的小岛。不成想，总统所托非人，他聘用的执行者自诩“总督”，挪用了资金，被愤怒的黑人移民赶出岛屿。
实验的失败，以及后备兵员的短缺，让林肯终于下定决心做“解放者”，但逃出种植园的黑人果真翻身了吗？
黑奴获得自由，对奴隶主是沉重打击。1860年，在佐治亚、密西西比等棉花种植的重镇，奴隶本身构成了种植园三分之二的财富，价值远超土地与屋舍。黑奴的离去，让昔日奴隶主成了“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境遇一落千丈。
他们丢掉了劳动力，也失去了借贷的抵押资产，只能向北方企业家卑躬屈膝。一场战争过后，胜利者控制了棉花的运输与销售，用贷款左右种植园的命运，那根细弱的棉线，扼住了南方人的喉咙。
奴隶主落难，并不代表旧日奴隶得志。相当一部分黑人不愿久居故地，举家迁往看似自由的北方，却没能寻找到真正的自由。
企业家对黑人的到来欢欣鼓舞，有了新的雇员，他们不再担心白人工会的强硬抗争。镀金时代的黑人，无意间成了资本家离间劳工的棋子。白人工会在痛斥雇主之余，对黑人也满是敌意。
许多黑人铁匠、木匠、瓦匠和油漆匠被排挤出工会，黑人组织的工人运动也常遭白人工友拆台。如此一来，劳资纠纷竟逐渐演化成了种族矛盾。
正当此时，南方饱受劳动力不足之苦，种植园主呼吁着“开放德意志与中国移民”，密西西比三角洲则引入了不少意大利移民。为了恢复棉花产业，人们奇招频出，佐治亚的詹姆斯·史密斯投资了一家监狱公司，从全州租赁犯人，投放到棉花种植园，用暴力加以管束。他铤而走险的妙计实在勇气可嘉，但过于张扬，遭到了国家调查。
战争余烬里，大地产制度得以保留，注定了南方仍是棉花的沃土。起初，为了动员不再与鞭子镣铐为伍的自由黑人重返棉田，种植园主许之以丰厚报酬。
可是，战后缺人又缺钱的现实，使工资制旋即夭折，雇工只能分到少数的作物。一些黑人另起炉灶，开辟小块棉田，但他们既没有种子，又无钱购置农具和化肥，唯有向乡村商店借贷。
19世纪的乡村商店，并不是以批发零售为业的小买卖，而是控制着基层经济流转的中枢。商人订下的合同很严苛，黑人以尚未收获的棉花做抵押，利率高于50%，一旦年景欠佳，就要被卷入利滚利的复杂偿债模式，继而沦为苦役，被拉回棉花编织的巨网中。
与债务陷阱遥相呼应的是所谓“黑人法典”，尤以学徒法和游民法为甚。凭借此类法条，种植园主可以将所有没明确生活来源，或是父母不愿抚养的儿童用作学徒，也得以强迫“游手好闲”的自由黑人为他打工。债务与法典将黑人束缚在土地上，让奴隶制在南方阴魂不散。
敏锐的观察家注意到，棉花帝国在南方废墟上悄然重生。詹姆斯·沃特金斯的调查显示，战后世界市场对棉花需求水涨船高，至1880年达到顶峰。美国棉花产业也是如此，1870年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准，1880年实现超越，夺回了在英国的市场份额。
价值千金的棉花、再现生机的种植园、困厄依旧的黑人，战前南方贵族的“田园牧歌”仿佛回到人间，只是多了一双来自北方的大手，一手牵着棉线，一手重新写下血汗算式。
